19世纪后半叶，在民族生存危机的刺激下，中国和日本相继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为争夺强国的出线权，两国展开了殊死的较量。甲午一战决出胜负，徒弟打败师傅，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40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战后，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又奇迹般地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对历史的“暧昧”态度，再次引起人们的警惕。
文学是国民情感最敏感的器官。检视20世纪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仇日、反日的笔触醒目而一贯，从本世纪初的《留东外史》到世纪末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直在以不同方式演绎这个主题。同样，透过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这种表达，也足以反观中国人自己复杂的情感和潜在的欲望。
耐人寻味的是，在本世纪初留日作家的笔下，“日本”与“日本人”常常处于分裂状态，前者的美好、值得留恋与后者的丑陋、令人讨厌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确切地说，“反日”反的只是日本人，不包括作为地理文化的日本。（这种情形，在留欧、留美的作家笔下很少看得到。）男的狭隘、吝啬、自负，女的贱媚、做作、歇斯底里；排外、势利则是他们的共性——这就是本世纪初留日作家给我们画的日本人像。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值得赞美、同情的人物，但基本上是妇女儿童，或者处于弱势的善良小人物，像鲁迅的《藤野先生》那样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
《留东外史》主要是写民国初年一帮所谓的留学生在日本吃喝嫖赌的荒唐勾当，但其中写到的日本人，从军官、警察、武士、绅士、商人、艺妓、暗娼、老鸨、大学生一直到下女，应有尽有，而没有几个正面人物。作者居高临下地一路指点、嘲骂下来，毫不客气地告发了这个东方“卖淫国”。到郭沫若、郁达夫的笔下，虽已失去《留东外史》的那股豪气与侠气，对日本人的反感却是有增无减，《沉沦》里的主人公对日本人怨恨之深，几乎达到被迫害狂的地步，极度孤独中，频频向“祖国”发出责难。郭沫若在《行路难》里，对势利的日本人发出火山爆发般的痛斥：“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日本房东说“支那人”时的恶毒表情和语调，激起作者的民族优越感：“你们究竟意识到‘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许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毫无疑问，这种强烈的反日情感起源于日本人的压迫，正如日本史学家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生日本史》里指出的那样：是日本人的歧视和欺侮刺激和培养了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国家意识。必须看到，这种反日情感里包含了复杂的内涵，其锋芒所指，是得志猖狂、成为爆发户的日本人，并不是文化、地理上的日本。《留东外史》里的黄文汉，听到日本军官大放厥词，侮辱中国，当场予以痛斥，还要和他决斗；遇上欺侮中国人的日本警察，则尽量地捉弄，还在比赛中摆平过东洋大力士。然而同样这个黄文汉，却有雅兴身背行囊，独自一人徒步到箱根，沿途观赏秀丽的景色，体验民俗风情，并对三弦演奏和“浪花节”有精深的修养，与艺妓也相处得融融泄泄。这种矛盾也存在于郁达夫身上，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里，他对日本文化大加赞美，认为在日本住得越久，越能体会到它的好处：“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这与《沉沦》里的绝望、阴暗相去何远！郭沫若更是陶醉于日本的湖光山色、纯朴的自然，甚至觉得有天堂之喻的杭州都没有日本好，“假使生活能够安全，我就老死在这儿也是很情愿的。”（《红瓜》）
然而，这种对“日本”的赞美含有难言之痛。“日本”的美因中国人在那里所感到的“冷”而蒙上一层阴影，又因“祖国”的不争气而显得可望不可及。留日作家笔下的东瀛之美总是笼罩着一层虚无和伤感，挥之不去，原因就在这里。“虽信美而非吾土兮”——缪崇群的《江户帖》的题签，准确地传达了这种意思。所以在留日作家笔下，读不到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那样热情饱满的文字——它们只能出自单纯、健康的心灵和对该国文明的整体崇拜。
处于两面压力的留日作家无法克服这个悖论，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人”与“日本”从来是一个整体，两者无法分离。生拉硬扯，只能扭曲对象。本世纪初的留日文学创作里有不少漫画式的日本人，却鲜有藤野那样可敬可亲的形象，原因恐在于此。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使中国人心目中本来不佳的日本人形象更加可怕，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人从此由“人”变成了“魔”。汗牛充栋的抗战文艺里，日本军人都是以披着人皮的野兽出现的。他们从相貌、性格到行为逻辑无不体现兽性，是青面獠牙、杀人不怕血腥的恶魔。1949年以后大量产生的描写抗日战争的现代革命历史小说延续和强化了这一模式，“猪头小队长”作为凶残的符号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平心而论，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军人确实没有多少人性可言，其残暴的程度令全世界震惊。然而冷静地看，日本人即使堕落成杀人不眨眼的妖魔，也仍然是人，也有人性的一面。假如只看到这种兽性，势必带来艺术上的失真。正如郁达夫在分析“抗战八股”时说的那样：“人性里带有兽性，同兽性里带有人性一样。敌人的残暴恶毒，虽是一般的现象，但兽尚且有时会表露人性，人终也有时会表现本性的无疑——这种兽性里的人性，在我们当前的敌人中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从兽性中发掘人性》）这样的声音在民族生死绝继的炮火中是注定要被淹没的。在某些特殊时期，文学成为民族生存斗争的武器是必然的命运。
郁达夫曾乐观地断言，伟大的战争文学至少在抗战胜利之后必然会在中国作家笔下出现。这一断言迟迟没有实现，原因不言自明。将敌人妖魔化，虽有利于同仇敌忾、取得战争的胜利，却无助于对妖魔本质的揭示。妖魔化与揭示妖魔性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出于一种非理性的仇恨的宣泄，后者则以理性直面人性的丑陋及其生成的原因。妖魔化以夸张的手法控诉日本军人的残暴，却没有也无法揭示他们何以如此残暴，这实际上暴露了当时的中国作家认识日本时的盲点。他们看不到，鬼子的残暴除了崇尚武力的本性，还有日本社会的结构性原因，即下级士兵受上级军官欺侮虐待后的暴力转移；他们同样看不到，这种残暴的背后更有一种冠冕堂皇的历史进步的逻辑——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在起作用。事实上，正是妖魔化本身，遮掩了妖魔性的实质。这又是一个悖论。
而且，随着日本人的妖魔化，作为地理、文化上的日本也跟着遭殃。在老舍的作品里，日本人就不必说了，他们的身体被丑化为可笑的“板凳狗”——“一种既不像笨狗那么壮实，又不像哈巴狗那么灵巧的，撅嘴，罗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矮狗”。日本文化也被贬得一无是处，日本不仅没有自己的哲学，也没有自己的文学、音乐、绘画与科学（《四世同堂》）；连日本国土的形状也是令人厌弃的，因为它看上去像一根“炸坏了的油条”（《小坡的生日》）；甚至连日本人做事认真的优点也成为嘲讽的对象，“日本人喜欢把一粒芝麻弄成地球那么大”，“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做事认真本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国民性，鲁迅生前一直高度评价这种精神，去世前不久，还呼吁用这种精神来治疗中国人向来的“马马虎虎病”。《四世同堂》虽是一部杰作，它曲尽其妙地写出了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内心痛苦与悲惨，但未能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日本人，强烈的民族情感制约了作者。当然，这不能怪老舍，民族的呼唤、时代的期待使然。
然而从艺术上看，“妖魔化”并非绝无一点可取之处，尤其是和讽刺调侃结合到一起时。它具有潜在的娱乐消遣功能。《烈火金刚》中的猪头小队长，《地道战》里的松井大队长，《红灯记》里的鸠山，在那个娱乐消费极度匮乏的年代曾给人们带来过多少快乐。这时的日本人，实际上成了中国大众的消遣对象。
开放时代的到来，使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日本与日本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妖魔化”的退场，个人立场的建立，使这一领域的写作变得丰富多彩。然而，“反日”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主题仍然在继续，并且注入了新的内涵。在《上海人在东京》中，作者以极阴暗的眼光审视日本的一切，咒骂小日本的势利和无情，宣泄淘金梦破产后的怨恨。书里唯一有点人样的日本人，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鬼子。相比之下，《我认识的鬼子兵》更有品位。此书真实地记录了一帮老鬼子们对那场战争的忏悔心理，披露了他们复杂的心路历程和日本军人特有的性格逻辑，昔日的妖魔还原为真实可信的人。读后令人悚然：日本人身上有极可怕、极厉害的一面。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只是要为历史讨个公道，更是要提醒中国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这种悲剧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这段沉重的历史记忆弥漫在当今留日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即使是在《通婚果》这一类讲述国际婚恋的作品里，历史问题也会不经意地冒出来，成为夫妻或恋人争端的借口。
然而，世纪末的“反日”与世纪初的“反日”毕竟有所不同，它往往不再具有后者的那种与“祖国”宿命般的纠葛，而更以个人的利益得失为重，也就是说，“反日”从一种对祖国的信仰演变成一种生存策略。《东京有个绿太阳》揭露了日本汉学界黑暗的一角，名牌大学的教授被写成寡耻鲜廉的小人、玩弄女学生的色狼。细读全书，字里行间却散发着一种竞争失败、自恋受挫以后的怨恨。自命人品高尚、学养不凡、一直拒绝色狼教授纠缠的女主人公最后投入另一个日本男人的怀胞，成为人家的消费品。纵观当今的留日文学，“反日”在很大程度上堕落成泄私愤的撒气筒，成为一种生存手段。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历史变成现实的筹码在所难免，这样的“反日”势必变得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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